耶鲁何以成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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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掌管着该校捐赠基金的投资事务——这是一个数百亿美元的资金池

1985年斯文森刚接手的时候,耶鲁捐赠基金的资产价值只有10亿美元

2019年4月初的一个周二,在耶鲁老校区的一间大讲堂里,听众们陆续涌来,戴维·斯文森(David Swensen)坐在讲台上。阳光斜射进蒂芙尼彩色玻璃窗,上面雕刻着几位代表人类各种心灵追求的天使。讲堂外面,几支观光团队沿着一条条的小路参观校园,有人被挤到了路边的草坪上——那里为了让草长得更快开设了通风孔。天气暖和的时候,老校区的本科生们喜欢躺在草坪上休憩,俨然已成为耶鲁的一景。

斯文森是耶鲁的传奇人物,也是该校薪酬最高的雇员。但他既不是校长,也不是橄榄球队教练。他是一名基金经理——过去34年来,他一直掌管着该校捐赠基金的投资事务——这是一个数百亿美元的资金池,它通过捐赠获得种子资金并持续补充,是耶鲁的财富根基。这所大学之所以能吸引来各路明星学者,录取时不用考虑学生的财力,让图书馆和餐厅保持充足的员工,运动队能顺利参加比赛,研究生能拿到津贴,古老的彩窗有人照管,草坪能保持通风……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斯文森。

那天下午的活动是与全美公共电台(NPR)记者克里斯·阿诺德(Chris Arnold)就个人财务管理的话题进行对谈。“这是我热爱的事,”斯文森对听众们说。他提醒大家,基金经理可能会利用他们的客户。“你们看到的所有那些广告都在误导你,因为那些广告是营利性机构出钱做的。”2019年65岁的斯文森穿着卡其裤、带领扣的衬衫,外面套了件V字领羊毛背心。他生着一副方脸堂,高中生般的瘦削身材。几年前他开始接受癌症治疗。他在讲台上挪动的时候明显比较吃力,说话的中间时不时要停下来喘口气。

历时一个小时的对话刚好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坐在第二排的一位名叫洛娜·奇蒂(Lorna Chitty)的女生站了起来。她是耶鲁民主社会主义团体Yale Democratic Socialist的成员。另外几十名板着面孔的学生也跟着站起来。“戴维·斯文森,”奇蒂大声说,“当你站在这里教我们如何积聚财富的时候,有20名学生已经占领了你们的投资办公室。学生们多年来一直在积极奔走,要求你剥离在波多黎各债券和化石燃料行业的投资,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给出回应?”讲台上的阿诺德提议,抗议学生可以等到问答环节再发表意见,到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有礼貌地提问交流。”

“不用啦,”奇蒂说,“我们要走了,去找我们坐在投资办公室里的战友。”这群学生一面从讲堂里鱼贯而出,一面摇着旗帜呼喊口号:“哼哼哈嘿!化石燃料必须走开。”发生这样的骚动算不上意外,校警就在现场,这段插曲只持续了两分钟。(在离这里几个路口之外,占领投资办公室的学生也只是呆在楼内大堂里。)整个过程斯文森始终一言未发。讲堂门厅里的口号声还在回荡,他又接着刚才停下的地方继续讲了下去:他抨击金融机构不合理的高收费。在他看来,这是应该谴责的不公正行为。“问题是,”这位杰出的基金经理人说,“当你被盈利驱动的时候,你经常会误入歧途。”

斯文森

经常有人将斯文森与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和其他投资大师相提并论。“他在投资管理领域是一位有相当实力的人物,可与约翰·博格尔(John Bogle)、彼得·林奇(Peter Lynch)、本杰明·格拉汉姆(Benjamin Graham)和戴维·多德(David Dodd)平起平坐,”在华尔街从业多年的策略师拜伦·韦恩(Byron Wien)说道。1985年斯文森刚接手的时候,耶鲁捐赠基金的资产价值为10亿美元;如今已增至294亿美元。其他大学如鲍登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它们的财富额也在成倍增长,而它们的基金负责人都曾在斯文森手下工作过。目前哈佛大学的家底最厚,为390亿美元,但斯文森的声望已经超出了投资回报和资产规模的范畴。他是一位富有智慧的领袖,他的观念一度被视为离经叛道,但今天已成为业界正统。斯文森比所有人都更成功地说服了那些富有经验的投资人:最好的投资机会并不在买进和持有普通股,而在于神秘莫测的对冲基金策略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这一适用于长期投资的范式现在被普遍称为“耶鲁模式。”而做到这一切的斯文森并不是哪家巨型资产管理公司的掌门人,他只是一家非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的财务管理人员。

不过,如今这些顶级大学的丰厚财力已经成了导火索,经常引发更大范围的有关精英主义和贫富悬殊的争论。政客们开始质疑大学长期以来享有的免税特权: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签署的税改方案里就包括一条针对大学捐赠基金的新税项,耶鲁大学所在的康涅狄格州几年前也曾考虑过类似做法。与此同时,一些学生活动人士发现自己也属于这些财富的利益相关者,于是,他们在审查投资回报的来源时表现得越来越激进。另一方面,校园之外的投资界则在摸索从参与公开的股权投资(比如股市投资)转向私人投资的影响。在私人投资领域,入门的通道和关系网就是硬通货,最好的机会往往留给相对不多的消息灵通、人脉广达的投资人,包括顶级的大学捐赠基金。而这一切正是耶鲁参与创造的那个小宇宙的一部分。

斯文森经常在耶鲁讲授投资课程,上世纪90年代末,几位以前的学生出钱给他买了本书,是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经典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第一版。斯文森2018年在耶鲁校友返校活动期间提到,带给他这本书的毕业生对他说:“戴维,你那时总会选读凯恩斯的书,就像读《圣经》一样。”

斯文森喜欢提醒人们,凯恩斯不仅是一位理论家,还是一位极其成功的投资人。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曾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管理了20多年的捐赠基金,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动荡不安的几十年里,该基金得以稳步增值。他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履行自己的受托职责,浏览公司报告,还没下床就给经纪人打电话。

如今,管理大学基金已经不像当年,不再是高贵优雅的家政管理般的工作——斯文森手下的团队现在有接近30名职员。但这位耶鲁首席投资官的职业生涯最突出的一点是,他也像凯恩斯一样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1975年,斯文森在他的家乡威斯康星州里弗福尔斯市拿到威斯康星大学学士学位后,来到耶鲁攻读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他父亲是威斯康星大学里弗福尔斯分校的化学教授,母亲在抚养六个子女长大后成为一名路德教牧师。斯文森在耶鲁大学的论文指导教师之一是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他60年代曾担任肯尼迪政府首席经济顾问,1981年获得诺贝尔奖。据数据分析公司Greenwich Associates创始人、耶鲁投资委员会前主席查尔斯·埃利斯(Charles Ellis)说:“下雪的时候,戴维会到吉姆(托宾)的家帮他铲人行道上的雪。”

为托宾赢得诺贝尔奖的成就之一是他对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贡献,这个理论是上世纪50年代由他的友人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创立的,其概念非常简单:曾有记者请马科维茨解释这个理论,托宾说:“打个比方,就是别把鸡蛋统统放在一个篮子里。”但是,这一理论将风险和回报转化为数学概念,催生了一套实用工具,成为许多401(k)养老计划的投资者每天都要用到的工具,他们将自己的储蓄分散到数千只基础证券上,其中大部分证券如果单独投资风险会很高。对斯文森来说,这种做法有点像尽量规避损失。“用哈里·马科维茨的话来说,分散投资就像免费的午餐,”斯文森在2018年那次校友活动中说,“当设定在某个回报水平时,如果你进行分散投资,你就能以较低风险获得那样的回报。而当设定在某个风险程度时,如果你分散投资,你就能获得较高的回报。这是非常诱人的工具!真的是免费午餐,不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

念研究生时的斯文森外表、举止非常得体。他在他所属的住宿学院属于特别研究生。他下巴上蓄着胡子,常在学院组织啤酒品尝会。不过,他在学业上的兴趣却是企业债的估值,跟主流方向很不一致。他与所罗门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一位名叫基恩·达特尔(Gene Dattel)的投资银行家比较熟,达特尔也是耶鲁毕业生,他建议斯文森到他公司去干几年,以便对这个领域积累一些直接感受。达特尔对斯文森印象很深,他觉得斯文森在所罗门兄弟一定能干得很好。

不过据他回忆,他当时的确曾建议这位年轻学子参加面试的时候“要表现出投资银行家的气质。”他说:“这是在婉转建议他剃掉胡须,换上西装。”

80年代初是所罗门兄弟公司历史上很有名的快速发展时期,剃掉胡须的斯文森进入公司之际,正逢其在颠覆一度非常刻板的债券市场。1981年,斯文森参与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份互换协议,让IBM公司通过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一笔交易,对冲其在瑞士法郎和德国马克上的风险敞口。三年后,斯文森离开所罗门兄弟改投雷曼兄弟公司门下,担任其互换部门负责人。至此,他的初步尝试开始有了专业人士的模样。

有一天,他接到耶鲁教务长威廉·布雷纳德(William Brainard)打来的电话。布雷纳德也曾是斯文森的论文指导老师,当时他正在物色执掌耶鲁捐赠基金的人选,托宾向他推荐了他们以前共同的学生斯文森。一开始斯文森谢绝了,因为关于管理投资组合,他的了解仅限于念研究生时学过的马科维茨和托宾的理论。但他同意到纽黑文走一趟,跟布雷纳德聊聊。“在众多候选人当中,斯文森是唯一一位思考过为享受免税待遇的大学管理大型捐赠基金有何特别之处,并且能很有见解地谈论这个话题的人,”布雷纳德回忆说。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斯文森接受了聘任,薪酬比以前减少了80%。1985年4月1日他走马上任。

聘任31岁的斯文森担任这一职务不仅是对他的充分信任,也反映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之前,各家常春藤盟校的捐赠基金像他们的橄榄球队一样,大都由名不见经传的人士管理,而且大都表现平平。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投资组合里如果同时有蓝筹股和债券,再加上少量比较新奇的投资品种作为点缀,就算得上是谨慎的分散投资了。但70年代是大部分大学财务管理的灾难时期,1973年石油禁运之后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股市遭受重击,通货膨胀吞噬了债券的收益。最终,经济的滞胀表明鸡蛋还是被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了。

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因为通货膨胀而逐渐损失财富的事尤其悲催。如果是个人投资者,他们可以将自己每年的开销乘以预期寿命,就能大致估算出他们需要挣多少钱。而一所有300年历史的大学截然不同,它们设想自己会永远存续下去,然后选择相应的投资策略。它们不能听任自己的财富一点点缩水。

1986年,先后就读耶鲁大学和耶鲁商学院的迪恩·高桥(Dean Takahashi)加入了投资办公室,很快就成为深受斯文森信任的副手,斯文森经常跟他讨论问题或征求他的意见。他们整理出各种能立刻实现真正的分散投资并打败市场平均回报的资产类别。这样的投资项目并不容易找,有许多投资人和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并不存在这样的资产。但耶鲁毕竟有某些优势。其大学基金的非营利性身份让它可以免交利得税。它可以接触到顶级的外部基金经理。它有很多校友在商界和金融界身居高位,像斯文森一样身体里流淌着耶鲁的“蓝血”。即便是在资金相对困难的时候,耶鲁在谈判时也还能拿出上亿美元作为筹码。而且,正如斯文森意识到的那样,假设耶鲁会永久存在未必是个负担,也可以变成一种优势。如果设定一个更长的时限,他在做投资时就可以将资金一次锁定数年。

斯文森在金融工作中发现,精明的投资者已经有了新选择。比如在加州帕洛阿尔托市,沿着沙丘路一带有不少风险投资公司,他们在对半导体制造商和新兴科技企业进行种子投资。还有尚待成熟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他们利用杠杆资金,将经营失败的企业进行私有化,然后再将其改造后重新出售(全部或他们持有的那部分)以获取盈利。还有对冲基金,他们利用零星的、短暂的机会获利——比如被人为抬高的汇率,或是某只股价未能充分反映其可能即将被并购前景的股票。

于是,斯文森接掌之后,之前的点缀性配菜变成了主菜。他投资了位于旧金山的Farallon资本管理公司。该公司是耶鲁1979届毕业生汤姆·施泰尔(Tom Steyer)创办的。Farallon开始时从事并购套利交易,后来进入不良资产重组业务,曾经整体收购过印尼最大的银行等资产。到2012年施泰尔离开Farallon投身自由派政治活动时(目前施泰尔正在参加总统竞选),该公司已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

与此同时,耶鲁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哈佛大学也在进行类似的投资。上世纪90年代初,在新任校长杰克·梅耶(Jack Meyer)领导下,该校捐赠基金管理公司Harvard Management开始招聘私募股权投资专家和对冲基金方面的投资人,在内部运作其资金。耶鲁和哈佛两校还开始在自然资源方面大举投资,比如石油、天然气和木材等。如果那个时候你正想迅速将你的林子脱手,那算赶上好时候了。但对斯文森和其他基金管理人来说,这是一种更有益的投资。“实物资产的流动性不强,而且,交易过程涉及大量信息,更适合富有技巧和经验的投资人,”耶鲁捐赠基金在2003年年报里如此写道。换句话说,这类资产因为能处置的人不多,因而卖得很便宜。

斯文森的传奇成就于互联网泡沫破灭时期。2000年6月耶鲁财年结束的时候,纳斯达克市场正处于划时代的高峰期,耶鲁捐赠基金投资组合的回报率高达41%。更让人艳羡的是,接下来的12个月,在股市崩盘的情况下,坚持不懈走分散化投资的耶鲁基金仍实现了9.2%的不俗回报。耶鲁成为新型投资风格的典范。几年后,在一个庆祝斯文森掌管耶鲁基金20周年的聚会上,时任校长里查德·莱文(Richard Levin)公布了一个表格,显示该校历史上排名最前的捐赠人。经济学家出身的莱文计算了斯文森任职期间,耶鲁基金与各大学捐赠基金平均收益相比超出的数字,也就是斯文森对耶鲁作出的“贡献”——这个数字是78亿美元。如今,莱文说,斯文森的贡献比其任校长期间耶鲁收到的全部捐赠额还要多。莱文表示,正因为斯文森在挑选外部基金经理方面具备“不可思议的才能”,“我们才做得比别人好”。

不过,在斯文森的天赋之外,经过几十年建立起来、并得到忠实的耶鲁人大力支持的基金经理人网络也是一个有力的补充。一线风险投资公司Greylock Partners的普通合伙人威廉·海尔曼(William Helman)说,90年代期间,当公司打算向几家新客户开放投资的时候,他们找到了耶鲁,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有这层校友关系。耶鲁出资270万美元参与了Greylock对领英(LinkedIn)的投资,到2011年领英上市时,这笔投资增值8440万美元。2005年,斯文森还给耶鲁校友及投资办公室前雇员张磊投了2000万美元种子资金,用于其创办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该公司后来投资了京东集团等中国科技业初创企业。对高瓴的投资为耶鲁挣了20亿美元。

在耶鲁的税务文件里,还能看到有关其捐赠基金其他获利项目的线索,比如在波士顿对冲基金Bracebridge Capital的投资,斯文森几十年前给它投了种子资金;耶鲁基金还斥资2.74亿美元,买进纽约保健业投资公司Baker Brothers Advisors的部分股份,十年后这笔投资增值三倍。总体算来,耶鲁投资组合里大约60%的资产配置了另类投资,包括私募股权、对冲基金和风险资本等。相比大多数公司的首席投资官,斯文森一直更愿意承担风险、将赌注押在他认为最有可能成功的项目上,即便这些赌注增大到在耶鲁基金中占很大比例的程度。

早期的时候,很少有投资公司从事斯文森感兴趣的资产交易类别,因此他不得不参与创立这类交易——这让他成了给风险投资家们投资的人。风险投资公司General Catalyst的创始人之一约耳·卡特勒(Joel Cutler)说:“绝对是戴维给我们带来了业务。”早期进入还有其他好处:比如,斯文森能够对比较年轻的、尚未经过市场检验的公司施加更多影响,并能在他痛恨的基金管理费上讨价还价。

有了耶鲁这个榜样,许多大学和其他捐赠基金纷纷进入另类投资领域。策略师韦恩说:“是他让私募股权投资成为一个正统的资产类别。”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2011年出版的有关对冲基金业历史的《富可敌国》(More Money Than God)一书中提到,“到2009年时,对冲基金的资本大约有一半来自机构,而不是个人投资者。”在寻觅融资的企业越来越少依赖公开的股票市场时,大量寻求盈利机会的大型机构使得这些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得以重塑,类似优步(Uber Technologies)这样的企业甚至在公开上市前估值就能升到数十亿美元的量级。如果说科技业——或者靠负债进行投资的私募股权交易——正在形成新的泡沫,给它们打气的不是小型投资者,而是有高超投资经验的机构。

斯文森虽然是一名严谨的投资人,但他并不羞于表达他对耶鲁的感情。2008年他给基金公司Floodgate Fund投资的时候,该公司联合创始人之一安·缪拉-郭(Ann Miura-Ko)已经从耶鲁毕业十年。她后来曾在耶鲁投资委员会任职,目前是理事会成员。她说:“我之前以为自己热爱耶鲁,但遇到戴维之后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热爱。”她说,斯文森能飞快说出校橄榄球队员的名字,能为其并非偶然的输球责怪裁判。当缪拉-郭回耶鲁参加返校聚会时,他坚持要陪她的家人一起参观校园,还自豪地穿着聚会专用的带有理发师合唱团风格条纹图案的蓝白上装。他还对投资办公室的垒球队充满热情。安德鲁·戈登(Andrew Golden)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在斯文森手下工作,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捐赠基金负责人。他还记得,当年曾看到他的上司斯文森在试图完成一个安打时发生膝关节韧带撕裂的情形。

不过,即便是在一家永久存在的机构,34年也是一段够漫长的职业经历了。而且,尽管斯文森不喜欢谈论他会给后人留下什么(他拒绝了本文的采访要求),但鉴于他在接受癌症治疗,人们还是会想到他何时会离开这个位子、假如离开了会发生什么的问题。2019年8月传言更是甚嚣尘上,当时有消息称,斯文森多年的第一副手高桥从投资办公室的位子上离职,不过仍留在耶鲁,从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工作。

至少,斯文森的某些才能似乎是可以复制的。过去这个十年,业绩排在前五名的大学捐赠基金中,鲍登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三家都是由曾在他的投资办公室工作过的人掌管的。耶鲁自己刚好排在前十名之外。戈尔登形容斯文森天生就是一名教师:“他是在一个学术家庭长大的。”负责麻省理工捐赠基金的塞思·亚历山大(Seth Alexander)大学刚毕业就开始为斯文森工作了(刚巧他念的是耶鲁)。他在邮件里写道:“他不会将低职级雇员留在工位上做表单,而是邀请他们跟他一起开会、到外地考察可能投资的项目、参加决策前的讨论。”高瓴资本的张磊说,他每天都在运用从斯文森那里学到的有关性格判断的技巧。

另一方面,斯文森的学生取得的成功有多少是来自在这位投资大师门下学到的本领,又有多少来自能进入一个极其排他的校友关系网的特权成员,要搞清这一点可能并不容易。监管文件显示,耶鲁、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在不动产投资信托公司JBG Smith Properties均有持股,而且耶鲁和麻省理工都是2013年发起成立的Foxhaven资产管理公司的早期出资人。普林斯顿和耶鲁一样,在蓝筹基金管理公司Baupost Group和Water Street Capital都持有大量股份。在这个拥有特殊实力的圈子之外的基金经理人经常会相互交流小道消息,谈论斯文森及其副手们投资的项目:旧金山湾区一家财富管理公司的负责人说,他曾经专程到新加坡拜访一家基金公司,因为有传闻说耶鲁给他们投了钱。

斯文森坚持认为,大部分人以及许多机构都不应该尝试他做的操作。“的确,积极管理型投资的游戏将很多人吸引了进来,给人一种能带来额外回报的希望,但这种希望往往是虚幻的,”他在《开创投资组合管理之路》(Pioneering Portfolio Management)一书中写道。但实际上,大部分投资者在低成本的指数型基金上会有更好的机会。“这就像是模仿一名冠军级的花样滑冰选手,”斯文森的朋友埃利斯说,“但是,谁能复制斯文森用35年时间构建起来的全世界最灵通的消息网呢?”

而且,即便是花样滑冰冠军也不是每次跳跃动作都能平稳落地。在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中,耶鲁基金和其他许多模仿它的投资机构被搞得懵头转向。当不动产价格暴跌、股票崩盘、全球市场进入严冬之际,各家大学捐赠基金资产负债表上那些流动性极低的资产从原来的起稳定作用的压舱石变成了磨盘般的沉重负担。耶鲁比大多数机构应付得好一些,它借到了资金渡过难关。但总体上它近些年的投资回报率有所下降:之前20年的平均值是11.8%,但最近10年只有7.4%。

不过,在耶鲁大学,没有人对斯文森取得的回报率有什么不满意。一些人开始批评的是这些收益是如何获得的。耶鲁一直通过在教育界和金融界精英间建立合作而大获成功。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一点会招来活动人士的关注。2004年,Farallon推出了一个运气不佳的风险投资项目,要出售从科罗拉多一处含水层抽取的水资源,于是耶鲁校园的抗议者发起了一场“倒Farallon运动”,要求其提高透明度,公布是哪家大学基金为其提供了资金。最近这段时间,活动人士的目标主要集中在让耶鲁剥离化石燃料投资,并与买进波多黎各债券的对冲基金脱钩。抗议者认为,波多黎各目前还处于玛丽亚飓风过后的恢复重建阶段,发债筹集的那些将来必须还给债券持有人的资金将无法用于社会服务和重建工作。(耶鲁大学在其网站上发布声明称,波多黎各正在进行债务重组,如能顺利完成,其成本是可以承受的。)

过去几年来,耶鲁毕业生联合会Unite Here Local 33的成员一直在监管文件里发掘信息,追踪捐赠基金的投资去向。联合会公布了一些内容,认为在耶鲁拥有的林地上有不可持续的林业活动。它还发现,耶鲁一名基金经理人拥有的一家按揭服务公司曾威胁某些耶鲁雇员,要将他们的住房止赎。这些房子有一部分是校方帮助他们购买的。Local 33研究部副主席、博士生候选人查尔斯·戴克(Charles Decker)说:“我们发现,斯文森的投资选择一而再地与耶鲁宣称的价值观相抵触。”2016年,投资办公室宣布,经过慎重考虑,它已要求基金经理们将对化石燃料企业的投资剥离1000万美元,约占基金会总资产的0.04%。它还修订了投资伦理政策,对于它认为不符合社会责任原则的投资加大了退出的可能性。

2018年,斯文森在耶鲁学生报纸《耶鲁每日新闻》(Yale Daily News)发表署名专栏文章,批评该报有关耶鲁捐赠基金的报道。“在我管理基金的30多年时间里,”他写道,“活动人士的诚信和《耶鲁每日新闻》的报道一直在恶化。”文章发表后,他针对那些他认为不恰当的编辑工作给该报编辑们发了一系列邮件。《耶鲁每日新闻》后来发表了这些邮件,他在其中称该报主编是个“胆小鬼”、她的决策“令人反感”。他问道:“你能读懂简单的英文吗?”

耶鲁模式依靠的是将资金在所投基金里放上较长时期,它不会挑选所投基金里包含的一个个单独的项目去投钱。不过,耶鲁并不只是一个普通投资者,而且,斯文森一向会将其意志施加给他的基金经理人,而且他在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只不过,他的原则跟那些学生活动家们的原则有所不同。麻省理工的亚历山大至今还记得他还在耶鲁的时候,曾经“在巴西参加过一次不太愉快的投资人会议,”当时,斯文森围绕一个重组项目跟一家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正面发生了冲突,他认为那个项目对它的投资人不利。他回忆说:“戴维当时都忍不住站起来了。”

斯文森喜欢谈起他是如何发掘那些“比较魔性的”基金经理的。在涉及自身利益时,如果你在掌管一家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理智的做法是专注于尽可能多地筹集资金、然后靠收取服务费变得富有。而斯文森想找的是有不同抱负的基金经理——他们希望取得超过竞争对手的回报,不论这是否意味着个人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财富。斯文森心目中的理想经理人有点像他本人——拒绝华尔街的不义之财,以确保他热爱的大学能富有,且能超越贪婪的梦想。

在许多美国人为偿还学生贷款或筹措就读办学经费不足的公立大学需要的学费而挣扎的时代,耶鲁的290亿美元财富对于一个民主制度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另一个问题。诚然,耶鲁这些钱财能打开机会的大门:该校为其录取的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丰厚的资金,并为纽黑文地区公立学校顶尖学生的大学资助计划提供支持。巴德学院院长莱昂·博特斯坦(Leon Botstein)认为,财力雄厚的大学可以做得更多。他认为,与其将注意力放在让大学基金增值到更惊人的规模,他们更应该利用这些资金去解决社会问题。“金钱压倒了一切,”他说,“对贫穷的恐惧让他们变得害怕风险。”

在斯文森那次有关个人财务的对谈中,后来如期安排了问答环节。这时候已是傍晚时分,讲堂里光线暗了下来。他开始讨论接近退休年龄时人们应该持有哪类投资组合。他一直在思考、评估一个可能的计划,就是由耶鲁为其雇员提供投资型年金,到他们80或85岁之后就能回本。“这样一来,退休问题就变得容易多了,”他说。这个方法本身是可行的,因为年金不需要永远缴费,毕竟人的寿命是看得见的。这样的奢望,耶鲁财富的管家们还从未有过。撰文 Drake Bennett、Janet Lorin、Michael McDonald 编辑/孙昊然 翻译/许诺